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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價值理念與戰略開發

發布時間:2019-05-28   |  所屬分類:哲學:論文發表  |  瀏覽:  |  加入收藏

  這篇論文主要介紹的是政治文化的價值理念與戰略開發的內容,本文作者就是通過對政治文化的價值理念的相關內容做出詳細的闡述與介紹,特推薦這篇優秀的文章供相關人士參考。

政治文化的價值理念與戰略開發

  關鍵詞:新時代政治文化;價值理念;戰略開發

  中國進入新時代,不僅僅是一個時間發展階段的展開,更重要的是民族存在姿態、人的生存方式和國家發展態勢與競爭方式的全面改變。從宏觀上把握這一巨變方向,需要從文化軟實力層面進行解讀與挖掘。文化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生存創造力,其內涵豐富,包含著很多層面的內容。在所有文化的建設中政治文化的作用意義重大。在具體社會實踐中,政治直接地對經濟發揮制動作用,而經濟文化的建設、發展與否與政治文化的發展也密切相關。縱觀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進程,都對政治文化的發展十分重視。因為政治文化的價值取向直接決定了經濟文化的發展方向。所以,政治文化能在多大層面上獲得發展與繁榮,不僅構成經濟文化軟實力發展的直接推動力,也構成了整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發展的重要動力。

  一、政治文化的構成

  理解政治文化首先有必要對政治進行解讀。自古以來,政治產生與人的存在狀況和生存處境密不可分:當單個的人從靜態的存在向動態的存在領域謀求生存的過程中,深感單憑個人力量的乏力與無力,于是渴望與他人實現互助與幫扶,渴望在群體生活中共謀發展共同生存,由此產生了政治。基于這種社會存在關系,它可能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所締結,也可能指人類所組成的命運共同體,一般而言主要是指以國家為單位的存在共同體。政治作為一種可能性,一旦獲得實際的存在關系而展開,就變成了一種現實性,這種現實性蘊含了權利與權力二者之間的關系,顯示出實在的文化學方向。政治的文化學方向客觀的存在著兩種可能:一種是正面的、積極的、創造正大光明的文明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一旦轉變成展示,就是政治文明;另一種是負面的、消極的、反文明或消解文明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一旦構成為存在的現實,就是政治的野蠻,即政治野蠻。這兩種不同的可能性會把人類社會帶入截然相反的兩種可能,對于當今中國而言,建設積極正面的政治文化必將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文明”概念的誕生就是政治文化學意義上的。中國古代典籍《尚書》就是一部政治文獻,它用“文明”一詞記載了堯如何把帝位禪讓給舜“舜曰重華,協于帝。睿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尚書·堯典》)。在《易經》中同樣多次出現“文明”一詞,“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易經·乾卦》);“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易經·明夷》);“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易經·象傳》)。但無論是《尚書》還是《易經》,其所宣揚的“文明”都是記載王道主義治術的,所以孔穎達在《尚書》中如此精道地注疏“文明”一詞:“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在古代中國人看來,王道統治本身就是政治文明,對帝王、圣人文治武功的喧嘩與修辭,就是政治文化軟實力的象征。其實,“文明”最初來源于“政治文明”這一說法不僅在中國可以找到根據,在西方同樣可以找到根據。古希臘城邦是文明誕生的重要標志,古希臘的城邦文明就是政治文明。“Civilization”(文明)這個概念由“civis”和“civatas”構成,本身是指人居住的社會,即城邦。這意味著有人的地方才有社會,由人所構成的社會才能產生文明。因此,文明意味著人的活動范圍的擴大,人口的眾多與集中;文明作為人類聚集生存的高級形式,城邦生活無疑是最初的原型。城邦組織之所以被稱之為是人類最早的政治文明形態,并不在于城邦對人口的匯聚功能,也不在于因城邦的誕生而產生了國家政治所需要的一切條件,而在于城邦把普通的自然人變成了有組織的集合體,變成了有身份的市民與公民,使自然人獲得了社會身份之后享有生存的權利,并逐漸獲得了認可,這一系列轉換不僅僅是身份上的改變,同時還包括生存方式與生活品位的改變:“這些共同體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禮儀和都市特性(野蠻人和前城市化不屬于市民社會)、市民合作及依據民法并受其調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業藝術的優雅情致。”[1]進一步講,在古希臘社會,政治文明不是對帝王權力的修辭,而是對人進行城邦身份的確立,用法律的形式賦予人城邦身份并賦予相應的權利與義務。在古希臘城邦社會,用法律來保障人的權利是真實的,并進一步建立了民主政治,而且這種民主政治實現了城邦政權牢牢地掌握在了城邦公民的手中:“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之為是民主政治,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2]雅典的執政官伯里克利對雅典的政治文明做出如下概括:第一,城邦必須使城邦的創造者成為城邦的公民,城邦公民具有法定的權利與義務,公民之間在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上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第二,城邦的政權只屬于城邦每一個公民共同掌握,國家由人民締造,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并共同而平等地享有國家主權;第三,城邦實行民主政治。這三條構成了城邦政治文明的基本構成要素。在這三條中,第一條是政治文明生成的前提條件,第二條是政治文明誕生的基礎,第三條是政治文明實現的自身途徑。因此,城邦政治文明實現的最終實現即民主政治。由此,不難看出一種政治文化要獲得其文明張力———軟實力,必須具備如上三個要素,希臘城邦政治文明為人類政治文化軟實力提供了具體的雛形,它所提出的三個要素,構成了人類政治文化軟實力的三大要素,同時也生成出人類政治文化軟實力的三條基本原則,即公民權利原則、公民對國家的主權原則和國家民主政治原則,而且強調前兩條在第三條中貫徹落實。

  二、新時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價值理念

  政治文化的發展,不僅需要內在的精神動力,更需要符合人性的價值理念做指導,新時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價值理念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生命—人本觀

  當代政治文明的構建首先應該奉行的是生命—人本觀。這一觀念的生成依賴于兩塊基本的基石:第一塊基石是自然是生命的,自然就是生命,萬物充滿創新的活力,都應該受到平等的尊重;第二塊基石是“自然為人立法,人為自然護法”。這一價值觀在這兩塊基石上具體展開為兩個維度的價值訴求:第一,必須平等地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必須敬畏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必須平等地善待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在這個世界里,生命是最寶貴的。在人與自然世界的關系構成中,充滿生命的自然世界是“1”,人是“0”,只有“1”存在時,“0”才有了出發點和具體的意義,“0”也才能獲得生存的可能與依據。自然世界里的生命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單純的使用價值關系,而首先是一種價值關系,即在自然世界中,一切生命都具有其存在價值,并且一切生命的存在價值都是等同的。因而,一切生命都是以自身為目的,并且一切生命之間,都既互為目的,也互為手段。這就需要人類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謬論,理性看待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世界的所有生命之間,首先締造的,是存在的自我目的論和相互目的論關系,先有自然世界的存在,然后締造起互為手段的使用價值關系。自然世界既是自身的目的,也是人的手段;既具有自我存在價值,也具有為人類所用的使用價值。反之,人也一樣,人既是自己的目的,有其存在論價值,也是自然存在和自然界所有生命存在的手段,也具有為自然界和所有生命所用的使用價值。無論人還是自然世界,沒有誰是絕對的目的,也沒有誰是絕對的手段,目的與手段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第二,必須平等地尊重每一個人,必須平等地善待每一個人。在人與政治的關系中,人才是“1”,所有的政治因素都是“0”,在政治生活中,只有當真正擁有這個“1”,而且只有這個“1”真正站起來的時候,這個“0”才能發揮文明的功能,產生出創造生存的力量來。國家是由每一個人締造的,他們都應該平等享有國家權利并平等履行國家義務,人生存、發展得好,國家的政治文化才具有意義和價值。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行動綱領,努力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堅持發展是為了人民,全面實行改革開放是為了人民,全面從嚴治黨也是為了人民,心懷愛民之情、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強民之策,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解難事,用自己的真情實意、鞠躬盡瘁來為民謀利。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當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后,黨的工作重心又放在了脫貧工作上,堅持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一個都不能少。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共17次主持召開扶貧重要會議,25次開展扶貧調研,使中國的貧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年底的1660萬人,貧困率由102%下降至17%。中國的精準扶貧戰略為世界的反貧困工作貢獻了經驗,同時也是在扎扎實實地促進讓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政治工具觀

  對政治的看法,自古以來就存在兩種不同的取向:一種是政治中心論或者說是政治目的論,即把政治看作目的,把政治之外的一切都看作手段,社會上存在的一切都是為政治服務的,政治成為核心,政治是目的;另一種是政治工具論,即把政治定位為手段,認為政治是實現人的存在自由與生存幸福的社會化手段。從本質上來分析,政治目的論所追求的是一種積極的價值觀,即政治始終主動在追求價值,在主動創造價值,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確立價值原則與價值標準;而政治工具觀卻與此相反,它一直在追求一種消極的價值觀,即政治并不認為自己能夠創造價值,也不認為自己有資格確立價值原則和價值標準,而只能適應、承載和運用價值,換句話說,政治價值不是由政治本身所給定的,而是由政治之外的因素、力量所給定的。兩種不同的政治取向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會產生兩種不同的政治效果。政治目的論以政治自身為目的,而政治工具論卻以它的創造者人為目的,是以國家共同體內人人自由和責任對等、權利與責任對等、利益與付出(或索取與貢獻)的實現為目的。政治工具觀表現在政治實踐操作層面上,則形成政府行為的基本價值追求。“一方面,一個民主政府必須治理國家,它必須有權力和領導權并做出決策。另一方面它必須對它的公民負起責任,因為,若民主政治有什么意義,它意味著政府的精英必須以某種方式對公民的愿望和要求作出應答。要求保持政府權力和政府應答的此類平衡以及保持由它衍生的其他平衡———一致與歧異,易感性和感情中立間的平衡———有助于解釋更復合的政治態度的模式與公民文化相關聯的方式是適合于一個民主的政治系統的”[3]。政治工具觀在政治實踐中把自己當作實現人人幸福的手段,堅持共同富裕是為了人民,打贏精準扶貧攻堅戰同樣是為了人民,堅持把改革開放的成果實現全體人民共享,確保在全面實現小康的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把自己作為為民謀福利的手段,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最根本的目的,把人民滿不滿意、人民高不高興作為評價自己工作的根本價值指向。

  3.人人幸福觀

  國家是一個空間地域范圍內的民族生存家園,具體地講,國家是這個空間地域范圍的共同體成員的家園。人們締造國家,不僅是為了獲得存在安全,也不僅是為了得到一個能夠謀求生存的平臺,更根本的,是期望通過所締造的國家而實現人的幸福生活。所以,國家共同體內人人幸福,構成了政治文明所追求的社會目標價值。人人生活幸福,首先需要國家文明而富裕,只有當國家成為文明而富裕的國家時,它才可能成為一個激勵、促進和保障令人幸福的福利國家,所以,福利國家觀,構成了國家共同體人人生活幸福之社會目標價值實現的前提性價值構成。一般而言,當提到福利二字時,自然會讓人想起各種各樣的保障制度建設,諸如生有所教、病有所治、老有所養,這是人人幸福觀的社會治理落實。但是,福利不僅僅體現在物質生活的保障上,“因為一個人的福利不單靠增加收入的方式來促進;它也是個人尊嚴和個人自主等方面的功能”[4],這句話道出了人人幸福的本質,人人幸福觀不僅僅體現在物質生活層面上,正如人本身是物質與精神的有機結合體一樣,物質財富僅僅是人的幸福的起點,最根本的是人的生存安全、人的人格健全、人的尊嚴保持和維護、人的自我實現,以及實現這一切的社會平臺,這是人人獲得生存幸福的根本保障。人的生存安全、人的尊嚴保持和維護以及人的自我實現,需要借助政治參與的方式來實現。因為政治是個人走向群體、組織社會、建立國家并實現生存自由的理性操作方式,是一種靈活或多種關系的實現,并通過這種關系的實現,才能求得權利、利益的實現。而要想實現這種權利與利益則需要人與他人、群體、社會、國家達成共識,建立必須的契約,并遵循共守的規范與法則,這就需要溝通,需要以對話的方式展開。這種對話和溝通的實質就是政治參與,“而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生活的重要體現和主要模式”[5]。新時代中國政治參與的方式體現了人民群眾參與的廣泛性,借助互聯網這一平臺積極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接受人民群眾的評判,堅持問政于民、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借助網絡郵箱、微博、微信等各種多媒體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積極汲取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線上問政,線下行政,把人民群眾的需要轉化為工作的指南,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貫徹到具體的實際工作中。

  三、新時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戰略開發

  全面健康地發展新時代中國政治文化,迫切需要相應的戰略設計。因為價值的指向必然要求戰略設計與重構,這是新時代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實質性步驟。

  1.提升民族政治視野和國家政治胸懷

  民族是由民族成員組成的,國家是由共同體成員以共同意愿、共同意志、共同需要為準則締造的,因而,民族的政治視野與國家政治胸懷落到實處就是要把民族繁榮、國家昌盛作為最大的政治、最高的政治,一切有利于民族繁榮、國家昌盛的政治才是合法的政治。促進民族繁榮、國家昌盛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共產黨人所執著追求的目標。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因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反貧困,大力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質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時間,已經使我國的經濟實力獲得大幅提升,人民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社會矛盾已經發生轉化的新時代,提升民族政治視野與國家政治胸懷迫切需要關注中國如何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如何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進程中展現中國的新形象。而所有這些還需要具體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因為人是文化的永恒主體,中國政治文化建設需要從國家公務員做起。提升民族政治視野與國家政治胸懷需要結合新時代特定的社會矛盾與背景而展開,中華民族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已經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開始備受世界矚目。在全世界的500多個行業中,中國有近2/3的行業位于世界領先水平,經濟的快速崛起為政治與文化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建設也越來越受到世界的認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政治格言已經成為很多西方國家奉行的準則。新時代的民族政治視野更加開放與宏偉,國家政治胸懷更加寬廣,這些都已經成為政治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都將助推中國的繁榮與發展。

  2.構建知行并重的實踐理性精神

  知行并重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人在道德實踐層面上的具體要求。做到知行并重并不容易,特別是在當今的人類社會中,由于認識論與方法論觀念的引導,技術操作打破傳統成為最強勁的社會推動力,知與行的關系這一人類最基本的認知方式與價值藍圖遭到最無情的消解,由此造成人類認知和行動的盲動:如果細心體察就會發現當今世界的很多矛盾,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都與知行的盲動與愚蠢密不可分。在人類的政治實踐中,對知—行認知的盲動與愚蠢主要體現為“不知而行”“知而不行”“知而妄行”“行而無知”的政治行動方式。知與行的分離其實質是人和社會的內在分裂:知與行的分裂,導致了現代人類法(理)與情、言與行的分裂。在實際的生活中,那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框架,唯命是從的行動模式,唯利是圖、陽奉陰違的丑陋人格,都源于知與行的分裂,都源于對知與行的妄動與盲昧。在政治生活中,知與行的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認識論問題,更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倫理問題,是政治之道與人間之德的統一問題:知就是求道,而行則是呈德。知與行構成了人類道德的基本范疇,是公正政治倫理的整體哲學架構,也是公正社會政治形態的基本道德要求。建設知行并重的政治實踐方式,就是創建其政治行動的實踐理性精神,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三個層面上:第一,注重言行一致。知行并重的實踐理性政治精神要求,無論大小的政治實踐行動的展開,其首要任務是確立言行一致的行動觀念和嚴格遵守言行一致的行動原則。言行一致,既是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國家立國富國強國之道,它體現在具體的政治生活中,也應該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基本職業準則。國家公務員是國家權力的執行者,他們的言行直接影響著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影響政府公信力。因此,要求國家公務員踐行言行一致的準則直接關系到政治文化建設的成敗。注重言行一致就是要求國家公務員說到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講愛國就必須時刻把國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講法治就必須形成對法律的信仰,講責任、義務就必須盡心盡力地去承諾應當盡的義務和必須履行的責任。第二,建立目的與手段相統一的政治評價尺度。知行并重的實踐理性政治精神要求政治目的與政治手段的統一:目的是知的積極結果,手段是行的實踐方法和行為展開的具體載體。遵循知行并重的道德要求,必須追求目的與手段的統一,必須以目的與手段的相一致為評價尺度。國家公務員每天都是最直接地與人民群群眾打交道,對他們而言行為方式的選擇不僅要符合“善”的目的性還應該強調手段的合規、合法性。目的與手段相統一既要求關注目的的本原是否真心實意地從人民群眾的角度出發,同時更關注其手段的合法性與人性化。第三,確立因果互涵的政治認知方法。整個世界是一個存在整體、生存整體,在這個世界中生存的生命、事物、人、社會和國家都不是孤立、靜止的,而是互動的、相互轉化的。這是國家政治運作的必需平臺,也是國家政治得以良性產生與運作的必需土壤和條件。因此,在政治生活中,看待事物、解決問題都必須講究其果并究其原因,或者必先究其因然后再置其果。因果互涵,就是溯本探源,亦是標本并治。那種只求其標而忘其本,只治其標而舍其本的思維與行動方式,其實質上是不知而行或知而妄行的體現。因果互涵的政治認知方法包含了互動與轉換的兩個基本的世界原則。按照世界存在的互動法則與相互轉化法則,一個事物與其他事物實現互動,其原因可能是單一的,也可能是多元的;一個事物想另一個事物生成轉化,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由于事物運動與世界存在的復雜性決定了在運用因果互涵的政治認知方法來看待事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時,不僅要審視直接因果,更要探源深度因果,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探究事物或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繼而為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對策而準備,同時也是為行為的有效性奠定基礎。

  3.打造多元的道德規范體系

  政治是人類國家的產物:國家是以國家權力機器的運轉為基本形式,運用國家權力機器來管理社會、引導人民的活動。因此,政治與國家權力連為一體,國家行政人員所運用的不僅僅是自己的才德,更重要的是國家權力,而國家權力本身就具有傾向性,因此,運用國家權力的人,應該最為謹慎和小心,因為如果一旦不小心或不謹慎,就會對人民的權利造成損害。因此,國家公務人員的職業道德風險是所有職業中道德風險最大的職業。因此,新時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實質性內容,就是構建行政人員的政治行動規范與價值坐標。第一,明確核心價值追求。行政人員的政治價值追求,就是要使行政人員確立起這樣一種政治行為導向,即通過造福社會和人民來實現個人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國家公務人員并不直接創造社會物質財富,也不直接流通社會物質財富,但他們可以通過對社會資源的有序管理和對財富的協調來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財富的創造;國家公務人員并不直接創造和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和技術,但他們可以運用管理權力來激發、矯正、引導科學、技術、文化、知識的創造與傳播,從而促進社會技術的進步與文明的進步;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公務人員通過有序地管理社會與嚴謹地管理國家權力,創造出和平、安全的社會秩序,創造出偉大的國家形象與繁榮昌盛的精神力量,從而凝聚人心,創造出富裕的社會生活與勤勞、勇敢的人民。國家公務員的個人人生價值就是通過其行政的社會價值確立實現的。一個國家公務員如果把謀取個人利益、攫取更高權力作為政治動機與目的,那就喪失了為政的起碼職業道德要求,就會給社會治理帶來風險。第二,塑造廉潔的為政品格。從政為官永遠都是一種社會性職業,必須具備清正廉潔的為政品格,這是每個行政人員的基本職業道德訴求,清正廉潔的為政品格主要包括:要有真摯無偽的誠政品格。它包括忠誠國家、忠誠人民、忠誠政府、忠誠他所屬于的社會與時代。國家公務人員的權力是全體人民賦予的,人民群眾是衣食父母,公民的權利和利益是公務人員從政為官的一切。只有對人民胸懷真摯無偽的忠誠之心,才不會濫用手中的權力;也只有對全體人民胸懷真摯無偽的忠誠之心,才會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轉化為對人民、國家有益的事業追求。要有始終如一的勤政品格。從政為官的首要任務是運用全體社會公民所賦予的公共權力管理社會公共事物,協調社會發展,促進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努力提升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水平,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國家行政人員勤奮政務、兢兢業業、慎重政事,這應該成為從政為官人員的基本職業道德內容。要有表里如一的廉政品格。國家公務人員手中的權力是有邊界的,而且這個邊界是法定的。法定權力邊界就是為了規范政府行政行為,積極發揮權力的正向、積極作用,為社會創造福利。設定政府權力邊界就是為了更好地規范政府行為,因為任由權力的泛濫使用就會給社會帶來災難與破壞,正確而理性地運用公共權力,要求國家公務人員必須廉潔自好、見財不貪、見利不欲、有欲自制。要有樸實無華的典范意識。國家公務人員是全體人民群眾的受托者,人民群眾把手中的權力交給國家公務人員,讓他們代為行使國家權力對社會進行管理與協調,因此他永遠都是公民權利的受托者與經營者,這種權利的委托決定了他必須對全體人民負責,必須以社會公民的全體利益為重,他的言行、德性必須完全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他的整個職業行為都必須對全體人民群眾起到應有的社會典范作用。典范于社會,典范于全體人民群眾,這是行政人員的具體職業道德要求。國家公務人員要腳踏實地地做事,做人民群眾的公仆,要想人民群眾之所想,急人民群眾之所急,要光明正大地做事,恭敬本職工作、勤勉業務,勤奮貢獻于前,個人享樂于后,做人民群眾的表率。欲立其人,必先立己,要加強修養,純潔政治品格,提高為政能力。欲強其人,必先強己,本心而行,率先做人民群眾的模范。第三,強化完善自我的權力自律精神。在國家社會里,權力總是與利益、財富、欲望等相聯系,慎重、正確、理性地使用權力的艱難也在這里。任何一個國家公務人員在獲得權力后,面臨的誘惑就會越大,能否抵御住各種誘惑的腐蝕,不僅僅需要完善權力管理的社會監督制約機制,更需要國家公務人員本身有良好的道德修養,這就需要公務人員自身不忘對權力的自律。權力自律就是要求在使用權力的過程中,不忘權力來自于人民群眾的賦予,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有欲,必以不損全體公民利益、國家利益與民族利益為前提。權力自律的重心是物欲的自我克制,克服貪欲,明確樹立“國家的就是全體人民的”的觀念,同時還需要明確權力是用來服務全體人民群眾的,避免馬克思所說的權力“異化”現象,真心實意地用權力來服務全體人民群眾,努力爭做讓人民群眾滿意的公務員。第四,增強洗心革面的知恥意識。國家公務人員應該把從政為官作為人性升華的過程,國家公務員這個職業把人置于了權力的戰車之上,權力的戰車始終置于全體人民全面的審視之中,他們成為了社會公眾人物,在眾目睽睽中勞動、工作、運用權力、履行職責,稍有不慎就會遭來議論、批評與譴責。因此,一個能夠通過一心一意地服務來造福國家、民族、社會和公民利益的為官者,必須具備從政為官的知恥意識,即以貪婪為人性之恥,以吃喝玩樂為做人之恥,以損害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為恥。要做到這一點,國家公務員必須從踏上崗位開始,就時時刻刻以社會全體人民為鏡,學會自我反省、慎獨、自我規范、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品格與能力。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國家公務員能夠按照傳統文化中所倡導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通過自我反思、自我覺察、自我教育及時發現自己的問題并積極矯正改進,則其恥可知,其行可正,其德可立,其人可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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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閆金紅 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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