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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藝中的樂土書寫

發布時間:2019-10-26   |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發表  |  瀏覽:  |  加入收藏

  “樂土”顧名思義就是“安樂的凈土”,這一意象來源于我國古代文學作品《山海經》和《詩經》,是古代先民們向往的理想社會。新中國十七年文藝作品中,藝術家們以勝利者的姿態站在新時代角度,在革命家園的想象中賦予“樂土”意象全新的、與時俱進的、革命性的意義:在革命家園中,人們激情洋溢,革命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新中國十七年文藝中所營造的“樂土”境界與以往的“樂土”有所不同,它并不注重浪漫的、唯美的境界塑造,而是回歸現實,從生存本真的角度出發,構造的是一個一方現實主義的“樂土”。

十七年文藝中的樂土書寫

  關鍵詞:十七年文藝;“樂土”;意象

  我國古代文學作品《山海經》和《詩經》是古人智慧和思想的結晶,“樂土”意象便是來源于此,勾勒了人們理想中的社會狀況。老子筆下小國寡民之地是樂土,莊子筆下的至德之世是樂土,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是樂土,王維筆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山水王國也是樂土,陶淵明筆下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風景是樂土,《水滸傳》中“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豪情與義氣是樂土,《三國演義》中君臣共勉、秋毫無犯的政治形勢也是樂土。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樂土”原型在文藝創作中的再現是各有不同的,相同的是“樂土”承載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人們心目中的“樂土”可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環境,可以是“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自然環境,可以是“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的社會環境,可以是“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自然人性,這些都反映了人們對自由、和諧、安樂生活的追求。文學創作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文學意向是對某一生活原型的再現與升華。[1]新中國十七年文藝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產物,對于“樂土”意象的構建帶有鮮明的革命主義色彩,是時代性和革命性的綜合體現。新中國十七年文藝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20世紀上半葉的烏托邦敘事,創作者站在歷史轉折點,滿懷著對新時代的向往和激情,以充沛的精力和高昂的創作熱情,投入到宏大敘述的文學創作中,《艷陽天》《三里灣》《創業史》《山鄉巨變》等都是創作者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樂土”這一意象的意義重構。[2]這些作品運用烏托邦革命敘事法,展現了革命勝利后的一派花好月圓的大團圓畫面,在這里風和日麗,物產豐饒,人心向善,社會和諧,到處都是歡聲笑語,人們被幸福和希望包圍著,滿滿的革命情懷。

  一、“幸福的笑容”

  新中國十七年文藝作品中煥發著濃烈的民族精神和勞動熱情,“幸福的笑容”作為“合作化”“大躍進”時期作品的標志性的印記,描繪了這一時期熱火朝天的積極勞動景象,每個人都滿懷希望,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這一時期作品所營造的時空幻境是潮氣蓬勃、熱情洋溢的,是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生活的時代性刻畫。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以贊揚和歌頌社會主義制度為主旋律,涉及題材包括民主選舉、自由婚戀、勞動光榮、物產豐饒等。如1958年的宣傳畫《爭取更大的豐收,獻給社會主義》,該作品出自錢大昕之手。在這一作品中,他刻畫了樸實勤勞的老農、大豐收的各類農副產品,最引人注目的是老農臉上洋溢的滿足的、充滿希冀的豐收的喜悅。除此之外,還有反映人民公社食堂的作品《為社員準備好飯菜》《吃團圓飯》《人民公社食堂》,這些作品以刻畫老人和孩子形象為主,老人下棋,孩童嬉戲,一派歡聲笑語、寧靜祥和的景象,歌頌社會主義老有所依、幼有所養的美好社會狀態,可謂之“樂土”。李準的《李雙雙小傳》(1959年)是反映大躍進題材的代表作品,文中有多處關于夜晚勞作和田間見聞的描寫,田間地頭的歌聲和歡笑聲以及辛勤耕耘的勞作場景成為這一時期最美鄉村生活書寫片斷。田間勞作生活場景的真實再現以及勞作者精神面貌的形象刻畫是這一文學作品備受青睞的重要原因。當然,人們理想中的“樂土”也包括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良好的生活環境。為吸引讀者眼球,創作者在構建“樂土”時也有幾分詩情畫意的筆墨。在《李雙雙小傳》中,作者勾勒了一幅黑山頭水庫、紅石河渠修成后荒地變良田的欣欣向榮之景:“一條清凌凌的渠水從孫莊村中流過去,莊子周圍,都改成了水稻田……”大有陶淵明筆下桃花源中“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的韻味。解放初期的青年潮氣蓬勃,雄姿英發,他們成長在紅旗下,經歷著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重重困難的考驗。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等運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但就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而言,其存在具有歷史必然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激勵了人們的勞動熱情和革命斗志。“幸福的笑容”順應了當時文藝政策的要求,反映了普通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采用宏大敘事法,刻畫了一幅幅蓬勃向上的田園生活圖,很大程度了迎合了人們的審美趣味和心理需求。

  二、“明朗的天”

  中國人對于“樂土”意象的構建由來已久,據目前可考的資料來看,古代神話《山海經》最早構建了這一意象,《禮記大同》認為“天下為公是為大同”是樂土,《詩經》認為人性淳樸、與世無爭、安居樂業的社會是樂土,《桃花源記》認為擺脫戰亂、生活恬淡、殷實富足是樂土。新中國十七年文藝認為“解放區的天,明朗的天”是樂土。創作者認為,革命勝利后,中國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對這個“黃金時代”的歌頌和贊揚要做到毫無保留,其采用的表達方式便是“烏托邦”式想象。[3]共產黨是偉大的黨,是革命的黨,只有中國中產黨才能領導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在他們心中,共產黨是天,是陽光,是雨露,共產黨所到之處烏云必散,艷陽高照,才有“解放區的天,明朗的天”一說。《呂梁英雄傳》第17回有述“天陰總有晴天時,受苦人總有翻身時。今天共產黨八路軍來,就好像是陰天出了太陽……”,這句話是受苦受難的普通老百姓的心聲,是群眾對于共產黨信任和崇拜的真實寫照。然而,對社會主義農村的建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現實社會中也并非全如文藝作品中所描繪的“樂土”世界那樣,“明朗的天”是一種理想的烏托邦,是創作者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美好想象。面對當時現實的社會情況,農民在入社問題上廣泛存在猶豫不決、徘徊不定等現象,農村的權益保護問題和狀況頻出,并不像此時期文藝作品中所描述的那般美好。通過研究真實的歷史資料可知,很多農民在合作化運動初期并不是積極入社,也沒有積極響應領導干部入社的要求,農村合作化運動進行得并不順利,農民也不像此時期文學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樣爭搶入社。當時由于合作化以及擴社建社運動的快速開展,創辦大社的條件尚未成熟,很多村都打出了“單干恥辱,入社光榮”的旗號對農民施壓,甚至采取強迫命令的手段,強制農民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很多農民心懷不滿,礙于政策又不得不入社,只能先宰殺掉自己牲畜,消耗掉個人資源后再入社,給社會發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4]《創業史》是反映這一時期生活的典型代表,藝術作品中的主人公梁生寶原型是農民王家斌。王家斌并沒有梁生寶那么高的思想覺悟,也并非一貫正確。現實生活中,他入社的過程也十分曲折,經歷了難熬的猶豫和反復思考的過程。1951年夏收時,王家斌接替中農董廷義成為互助組組長,“買稻種”也是王家斌個人所為。現實生活中,王家斌也曾動過買地的念頭,他心里知道有這個念頭也是不對的[5],雖然他最終沒有付諸行動,但這也說明了王家斌的覺悟確實沒有達到文藝作品中梁生寶的覺悟程度。[6]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勾勒的是理想化的社會圖景,是創作者們通過“集體想象”所構建的烏托邦社會。

  三、革命“樂土”的反思

  革命“樂土”意象是文藝創作者站在共產主義理想和黨的政策思想的高度上對社會主義農村生活的理想世界的塑造,想通過對欣欣向榮、和諧富足的農村生活的藝術場景構建來彰顯黨的農村政策的正確性。[6]與陶淵明的桃園世界、廢名的竹林世界、沈從文的邊城世界相比,十七年革命的“樂土”世界更加注重集體生活的刻畫,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革命情懷,更有年代感和時代特色。中國文藝作品中對于“樂土”的想象離不開農業文明的參與,這與我國傳統的農業產業地位以及現實的社會發展水平息息相關。毛澤東十分贊同康有為《大同書》中關于“大同”社會的構想,他在1917年寄給湖南第一師范黎錦熙的信件中也明確表示熱烈響應“大同”理想,并且付諸努力,積極踐行,爭取實現理想中的“大同”社會。[7]除此之外,毛澤東在詩詞中還做了諸多關于“樂土”社會的想象和描寫,如“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七律•到韶山》);“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七律•送瘟神》);“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登廬山》);等等,這些都是革命領袖對未來“樂土”的描繪和想象,帶有鮮明的農業文明的特點。[8]這一時期,創作者用藝術作品塑造的“樂土”是革命的樂土,它與以往的“樂土”有著本質的區別。雖然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些文藝作品,尤其是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不乏對農村生活的溢美,但很難說哪一部具有真正深刻的家園意識。

  參考文獻:

  [1]葉舒憲.神話——原型批評[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2]周黎燕.中國近現代小說的烏托邦書寫[D].華中師范大學,2007.

  [3]寇鵬程.尋找政治:“十七年”文學批評中“歪曲”話語的邏輯[J].文學評論,2012(3).

  [4]定縣專區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中的急躁冒進傾向[N].中國農報.

  [5]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20.

  [6]林霆.論十七年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的真實性[J].文史哲,2012(2).

  [7]凌志軍.人民公社與大同思想[J].博覽群書,1997(12).

  [8]邵寧寧.現代中國的彌賽亞信仰與樂園想象[J].文藝爭鳴,2014(11).

  作者:田蓉輝 單位:湖南工程學院設計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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